第三，生物质发电需要一套经过实践考验的规模化生物原料收集和储运系统。

　　在中国，治理秸秆焚烧问题的关键不是转化和利用技术，而是秸秆的收集问题。其核心是基于“秸秆的规模化、工业化收集应用产业”拉动秸秆的规模化、工业化收集，才可以持续发展。在没有解决秸秆的规模化和工业化利用之前，“禁烧”不可能治本。

　　在中国开展生物质能源的利用，需要突破原有的小农、小规模、小型、户用的传统思维模式，走“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标准化”的路子。这是产业经济规模的要求，也是中国现在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四，生物质发电还需要科学的管理。生物质发电是“小电厂、大燃料”。生物质发电项目不能像常规火电一样管理，生物质发电原料的供应、品质等，都会影响电厂的管理和设备的操作。

　　农业剩余物生物质发电，其利润水平不可能像其他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一样高。国内某些生物发电投资商的高管比投资的项目还要多，科技创新精神差，科技研发投入不足，管理水平低、成本高，发展模式思路多变、屡走弯路、屡交学费，国家补贴更没有理由为这种不合理管理支出买单。

　　第五，生物质发电的科技创新体系亟须完善。生物质能源转化路线繁多，各领域专家各有所长，经常是各领风骚一两年，你方唱罢我登场，局部虽有突破，于整体产业发展却无大建树。我们必须快速建设以龙头企业为首的产业实践与创新体系，以产业为目标，以企业为主体，实现“官、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全行业的创新和发展平台，因此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产业发展、产业资本来牵动科研和创新往前走”，才能使得产业创新、研究和发展较为紧密地结合起来，踏踏实实地实现既定目标。

　　此外，发展生物质发电，还应注意到人工成本上升的因素。生物质发电是农村农民工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几年，农村劳动力缺乏以及成本上升，致使燃料的加工、储运、管理环节人工成本在上升。 “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已经不是低成本的代名词。我国农村劳动力“红利”优势已经逐渐消失。此类价格上升的不可逆转，就像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回到每月30元工资养活全家的时代一样，国家应该考虑予以适当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