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率水平能否真正反映环境损失和减排成本

       “中国企业的负担较重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非常有趣的是，中国企业承担这么多的种种‘负担’，却偏偏没有承担他们最应该负担的一种成本，那就是‘环境成本’。”李志青说。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排污费的征收额为173亿元。李志青说这个数字与主要税种规模相比简直“就连一个零头都不到”。相反，由于企业排污所带来的直接环境损失每年少则以千亿元来计，间接环境损失和各种减排成本则多达数万亿元。

       贾康也表示，原排污费被“诟病”行之无效的原因之一就是征收标准偏低,甚至远低于排放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结果排放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不利于设立排污费形成经济激励促进企业减排的初衷。

       《环境保护税法》规定，“污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以具体适用税额”。如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1.2—12元；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1.4—14元；固体废物按不同种类每吨5元至1000元不等，其中危险废物为1000元/吨；工业噪声按超标分贝数，每月按350元至11200元缴纳。

       李志青说，最终环境税不会给企业增负，而是帮助企业“减负”。要理解这一点，就要理解环境税本质，它是一种污染的“从量税”。也就是污染排放越多，缴纳税额就越高。

       从企业角度看，缴纳税额越高，意味着污染排放成本越高。“生产效率低、污染排放多的企业将缴纳更多环境税；但生产效率高、污染排放少的企业可从中获得好处。”李志青说，环境税实则是在对不同企业进行“甄别”，甚至是“分化”。“最终，环境税负差异造成价格差别或生产规模差异,好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了,坏企业被挤出市场。”

       “可以说，环境税真正称得上是一种典型的‘死亡税率’，它对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而言是有益而无害的。”李志青说。不过，他建议，环保税的税率设置应在现行排污收费基础上适当提高，以促进重污染企业转型，税率应该实行差别化，让环保税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贾康则认为，从税法的设计角度看，《环境保护税法》是依据现行地方最高排污费标准，制定了环境税的税额“上限”，并没有给地方政府依照自身减排的需求和意愿、设定更高税率的空间。这不利于环境税在一些地方发挥更大的促进减排作用，今后应考虑在该法的“动态优化”中加入地方“权变”空间，替代或置换原区域性的税外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