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态度。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认为，在反焚烧讨论中，反烧派通过“创造文本”与“打通路径”，实际上推进了政策议程。
　　在技术层面，反烧派是在“掺和”，还是那个皇帝新装中的小孩，这在当下无法验证。但对于垃圾焚烧中的伦理、技术以及标准问题，反烧派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以新标为例。反烧派对这部“史上最严标准”并不放心。二次征求意见稿出台后，15家环保组织曾将十多条意见写成联名信，提交至环保部官网，至今未得回复。
　　联名信指出，氮氧化物和重金属标准较松，没有达到欧盟标准；二恶英标准尽管与欧盟相当，为0.1ng-TEQ/m3，但监测手段有问题，测定为一年一次，很可能测时造假、长年超标，应改为每月一次，连续采样。
　　意见稿规定，应依据环评结论确定厂址与人群距离，经环保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作为规划依据。联名信撰写参与者、环境史博士毛达向财新记者表示忧虑，认为这是将选址权交给环评和政府部门，“实际操作中，大家都按最低要求300米来定，怎么办？”
　　类似观点交锋多次在现实中上演。2010年8月，毛达致信北京市政市容委主任陈永，对其“北京垃圾焚烧的技术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不会对市民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的判断表示质疑。
　　他引用世卫组织欧洲办公室2007年做出的有关垃圾焚烧与公共健康关系的结论称，尽管烟气控制使焚烧厂对居民的可测健康影响的可能性很小，但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评估。
    标外争议
　　在广州番禹居民抗议垃圾焚烧活动中，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出：即便技术本身能达到欧盟标准，会不会存在“南橘北枳”的风险？
　　经过采访和梳理，财新记者发现，垃圾焚烧标准落后其实只是此领域邻避运动产生的其中一个原因。在标准之外，至少还存在四大原因——
　　首先是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立项、环评、开工往往不够透明、不够公开，更不够亲民。其次是垃圾焚烧厂建起来后，环境数据要么不公开，要么公开有限、滞后。
　　第三是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数据基本上是企业自监自测自公布，没有当地环保部门和企业之外的、公众信任的第三方来监督这些数据的真实性。第四是一旦发生垃圾焚烧厂污染，公民的法律救济渠道不畅通。
　　自然大学（环保NGO）研究员陈立雯在过去四年间，做过28次垃圾焚烧项目的信息公开申请。她发现，对于飞灰和炉渣，相关部门只能给出产生量数据，而其去向无处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