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历着高速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与日本曾经历过的环境问题类似。因此，对日本曾经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以吸取经验和教训，成为许多中日学者努力的方向，大冢健司便是其中一个。

大冢健司长期从事流域与环境社会治理理论、中国环境问题、环境政策和社会变动等领域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发生类似水俣病等环境与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大冢健司表示，环境问题的产生非常复杂，解决之道在于政府、职业工作者（学者、医生）、NGO和媒体共同合作，形成合力。

在中国，目前人们对环境相关的健康风险了解甚少，政府及公众对此做出回应的能力也极其有限。借鉴日本公害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防止和处理类似环境与健康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无疑，环境污染的早期治理，无论对于受害者还是排污企业，都可避免重大损失。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环境与公害》（原称《公害研究》）主编寺西俊一曾向我国清华大学水俣病考察团介绍，不算水俣病给日本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也不算受害者的损失有多大，只算一下施害者的损失。窒素公司当年如果对排放的污水采取治理措施，花费约为200万日元，而污染事件发生后，他们付出的赔偿金额为2000多亿日元。

在应对公害过程中，日本政府和企业都付出了努力，但受害民众的作用不容小觑，他们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受害民众通过自身努力，积极推动政府进行公害立法，并通过诉讼迫使排污企业给受害者提供赔偿，继而引发席卷日本全国的“反公害”市民运动，推动了日本行政、司法和立法领域的改革。

最初日本控制公害和治理环境污染，主要是想依靠技术来解决问题，但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单纯依靠技术措施是不能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必须成立环境保护专门机构，制定环境保护法规，以法律手段来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

因此，日本在1967 年召开的第五十五届国会上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68年，又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噪声控制法》。1973年，制定了《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除了颁布新法，这一时期日本还修订了一些法律，制定了环境质量标准体系。这些法律和标准确立了保障公众健康的制度框架。